推动落实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享受对应行政职级待遇和车补、医疗、住房、出差、退休等福利待遇，解决业务骨干走专业化职业化道路的后顾之忧。
[41] 在这一意义上，除监察委员会覆盖的公权力机关及其人员外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应当纳入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监督范围。即通过宪法上的各种制度设计，防止公权力滥用和扩张。
第35条规定，对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国务院组成人员给予处分，由国务院决定。因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其组织的严密性及特殊的强制力均是其他社会公共组织所无法比拟的，其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必然最为有力且最为有效，而同时有可能最为有害。控告申诉部门、监察部门或者检察长指定的部门复查、调查终结后，应当写出复查、调查报告，报送本院检察委员会审查决定。[7]姜明安：《论公法与政治文明》，《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第63页。[32]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六）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审判工作秘密。（3）获得授权的国家机关有权在授权范围内行使公权力，而未获得授权的国家机关即不具有该公权力，即排除了获得授权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享有该公权力。这些秩序的生成方式，基本是多中心的、去中心的、普通法式的演化，其秩序溢出部分当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刺激民族国家法律做出相应的调整、吸纳和回应。
在目前的互联网世界秩序生成中，由于在全球层面缺乏来自民主代议中心自上而下的正当性赋予，它就更加依赖自下而上的开放、参与和透明度。政治议会出台的法案或者司法系统做出的判决，因为它难以进入不同社会系统的自我运作逻辑当中，最后可能使得监管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在这种全球政体结构里，甚至美国也不是真正的世界秩序中心。第二个方面是时间结构的变化，在工业社会，时间的预期和规范的预期相对来说比较静态，比较稳定。
更为深刻的变化，也是极易被忽视的，则是这一超越主权管控范围的，愈益呈现全球化封闭运作的互联网系统，正在进入一个自主的宪法化演进过程之中。当代互联网系统自主空间的生成，同样预示了世界社会分化形态的潜在转变。
托伊布纳的策略其实就是将法律实践从有关法律道德性和日常立法政治的视野，转移到具有相关特定运作代码和专业性的社会子系统领域，而不直接触及有关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传统法律理论框架。传统宪法理论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有点捉襟见肘。经济系统建立在企业（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分离和张力之上。也就是说，互联网中立性原则，在当代条件下如果要继续实现，就必须根据整个互联网系统的运作和演化逻辑进行重新设计，也就是说，传统国家宪法已经不能有效导控互联网系统的特殊治理需求，如果继续停留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之上，将实际已经自我治理的互联网简单视为一个去政治化的纯粹技术领域，或者将其视为可以直接被主权导控的领域，就会将实际正在发生的社会排斥和压制阻挡在有效的法律救济和政治表达渠道之外。
而与此同时所形成的国家理性（ratio status），则有待于一种新的政治-法律哲学论证来加以驯服，它必须面对正在迅速崛起的第三等级（西耶斯）所提出的普遍制宪权挑战。整个网络约有1万亿网页，每一个网页链接60个网页。不同匿名的魔阵、匿名的母体、匿名的MATRIX，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基本秩序单元。在互联网系统，其特殊的内在悖论是，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功能的配置，在电子沟通的自我执行这里是三位一体的。
全球治理尽管始于私人性的自发秩序，但它也必须朝向公共性和公法的发展维度。目前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仲裁委员会，就出现了有关功能和地域代表制、互联网分权结构、域名分配方面的司法权、互联网自主的基本权利标准（专属于互联网系统的言论自由标准和隐私权保护标准、信息公开权利）这些讨论，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做了不少探索。
作为当代世界秩序隐喻的互联网 截至2011年统计数据，当前全球信息网络是一个由10亿台中央处理器组成的超级有机体，其中包括难以计数的储存设备、信号处理器、信息流通渠道和分布式通信网络，以及围绕于这一网络的全部服务设施、芯片和设备——包括卫星、服务器、扫描仪、二维码、传感器等。互联网是作为当代世界秩序演变，作为世界秩序潜在革命性变化的精神象征物，凸显其重要性。
因为，互联网世界的统一立法代议机构，由于互联网系统自身的去中心化特征，同时又受限于目前民族国家所极力主张的互联网主权治理现实，因此很难在短期内获得突破的可能性。经济也想管一下，教育也想管一下，互联网也想管一下。互联网宪法的崛起，并不是出自一个处于顶端和中心的政治权威的设计，而是将由不同独立的系统运作者做出的规制决定，以及不同独立的网络用户对于加入哪个网络社区的即时决定所共同推动形成。换言之，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新政治空间——互联网空间，实际上已迫切面临如何构造互联网系统的制宪权问题。这些正在孕育和生发的互联网司法防御权机制，实际也为不同国家的公民、企业与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法律救济渠道，从而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司法救济管道。在互联网领域讨论中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互联网中立性原则（net neutrality）。
当代的全球治理主要是由各种具有内部公共性的规制机构创制，它们具有自己的宪法化结构，遵循自己的公法，服从于自身运作的公共性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时代下宣称所谓网络主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正如在网络法时代，国家法的建制已不足以揭示未来全球法律演化的动力。
与此同时，基于类似全球行政法的秩序生成模式，又缺乏在各种互联网纠纷出现的时候予以中立化救济的正当性。简单做个类比，正如托伊布纳所指出的，中央银行实际类似于民族国家政治宪法系统中的最高法院，也就是说，要介入到这一金融系统的运作，就必须通过中央银行这个中介管道输入才能奏效，它作为法律系统与金融系统的结构耦合地带，也正如最高法院是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结构耦合地带。
如果说，现代国家宪法因应了功能式分化社会的内在要求，因为中世纪神圣帝国秩序及其宪法形态所代表的等级式社会分化不再有效，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宪法形式的产生与演化。中世纪宪法建立于教士-贵族-平民的等级性分化结构之上，从而形成等级会议-三级会议宪法结构，它符合中世纪天主教普世秩序的想象，预设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法-自然法-人法的天主教神圣秩序构想。
这一规制困境的发生逻辑，实际上正和国家宪法难以处理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是一致的。政治系统建立在国家制度化政治（如立法、行政、司法、外交）与社会自发政治（如选举、参与、审议、运动）的分离和张力之上。因为，这里不只是存在国家法，还有大量异阶序的、去中心化的法律秩序正在崛起，因此，只要是能够在既定的社会沟通领域内观察到法-不法的二元代码逻辑，就可以判定它具有法律的运作特征。可以看到，紧接牛顿时代所出现的霍布斯、洛克等政治哲学家的讨论，都是针对当时工业文明的转换对政治-法律体系的挑战。
民族国家宪法统辖主权领土范围内一切事件的历史预设已经消失了。那么，今日互联网技术所导致的全球空间与时间结构的重新调整，实际也正在侵蚀近代建构的民族国家法律体系及其法理基础，甚至也正在改变现代性所预设的社会系统功能分化逻辑。
此后的人文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近代启蒙运动的产生，既是对这一神圣秩序的反叛，也隐含了这一神圣秩序的持续松动。它的基本思路，就是认为要解决金融系统本身的问题，必须要首先搞清楚金融系统自身的运作逻辑。
在互联网空间，传统的人群聚集政治参与和表达机制不再适用，相反，通过去中心化、去地理化的各种创制机构，同样可以实现一种去领土化的社会契约理论的建构。在这样一个网络化的演进过程中，不同系统的宪法秩序会相互激荡与干扰，在这个互动、激扰和结构耦合的进程中，会逐渐形成一套新的世界宪法秩序。
近代政治在其系统分出和历史生成的过程中，也即政教分离的历史时刻，伴随政治系统与宗教系统的分离，政治系统不断获得扩张，这正是政治系统自我构成性历史运动逻辑的展现。互联网宪法政治与国家宪法政治的异同点 互联网系统宪法与民族国家宪法自主演化的相似性在于，一方面，它们都因应于所处的世界和社会分化的范式转移，社会结构和社会语意的巨大转型，构成了宪法化进程启动的动力，同时，宪法化进程的启动，也是因应于这一时代和社会大转型的挑战。以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宪法结晶为标志，全球空间秩序开始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领土分化模式，以主权领土和民族国家认同为分界线的国家宪法化进程，主导了时至今日的世界政治-法律秩序的基本形态。但是，当代社会系统实际上已经多数脱离于主权领土的分化逻辑，而呈现为全球空间尺度范围的运作。
另外，还包括27亿部手机、13亿部固定电话、2700万台数据服务器和8000万台掌上电脑。这样一台超级虚拟计算机，其所有晶体管数量高达10万万亿支。
其难度则在于，如何在传统的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之外，超越传统的政治国家和市场经济非此即彼的进入模式，通过法律系统的介入，推动互联网系统内部这两个政治空间的生成和演化？ 最后，则是互联网系统宪法的构成性功能和限制性功能的分离和合一的问题，这看起来比较抽象，但如果借用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的核心命题，也即我们整个现代性自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即资本逻辑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由经济系统自身的无限扩展所带来的内在毁灭趋势，面对这种历史挑战，就需要形成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机制。告别霍布斯时代的利维坦国家哲学 第一个方面是空间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17世纪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已经受到冲击，传统工业社会和福特主义生产，依托于民族国家和传统国际关系的空间结构，依赖于民族国家市场经济、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和司法独立的政治-法律框架，这一切都配合于18世纪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
互联网系统、经济系统、宗教系统、医疗系统、科学系统等，它们都只是在各自封闭运作的基础上认知个体的感受，个人的利益和需求，不会直接转化为系统自身运作逻辑的基础。我们都知道，所有古典政治哲学家都已经发现了三权合一必然带来专制结果的规律。
